2010年即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的中国在2015年正式提出了迈向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。2016年两会，政府工作报告指出，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将成为“十三五”开局之年的一项重要工作，需推动互联网和中国制造的深度融合，并提出“工匠精神”等新要求。
　 　而伴随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后发生的新变化，制造业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困惑。服务业在GDP中占比的逐步高升，制造业在经济增长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？ “互联网＋”无孔不入，传统制造业企业如何与其接轨？两会期间，海外网财经对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，探讨中国制造的“转型之惑”。
　　姚洋强调，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脊梁，我们要基于已有产业特性，根据《中国制造2025》规划，一步步实现制造强国目标。面对“互联网＋”热潮，企业在思考转型的同时需要具备坚持技术创新的定力，切勿陷入互联网焦虑。
　　制造业是中国经济脊梁

2015年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首次占据半壁江山，比工业高出10%。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服务经济，超越工业经济时代。制造业的重要性是否正在 减弱？在姚洋看来，尽管服务业比重上升是基于经济增长的客观规律，但仅靠服务业无法支撑一个大国的经济增长，制造业才是中国经济的脊梁。
　 　姚洋认为，2015年产业结构变化是“三期叠加”的产物。第一是经济增长的客观规律——工业化达到顶峰，其就业达到全部就业的30%（中国在2010年 达到），此后开始下降；第二，在2008年经济危机前十几年的全球化和快速增长之后，世界重新调整，全球需求收缩，中国出口自然下降；第三是中国宏观经济 短期波动，从1992年开始中国经济基本呈现出每7年一个周期的上升、下降交替，目前正处于下降期。“这就使得消费所占GDP比重上升，投资所占比重下 降。在生产方面就是服务业比重上升，制造业比重下降。”
　　“我们在一些地方可以和美国竞争，像阿里巴巴、腾讯就做得非常好，但这不是中国的全部。”姚洋说，“如果把制造业丢掉，中国就失去了根基。”
　 　面对《中国制造2025》提出的制造强国目标，姚洋充满信心。“中国的制造能力已经相当好了，我想我们有望在2035年达到德国制造目前的水平。”他也 坦言，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，需要大量努力。制造业本身要沿着已有的产业特性，一步一个脚印攀登技术高峰；国家也需要对制造业发展有一定政策倾斜，如降低企 业增值税和社保成本。
　　企业无需陷入互联网焦虑
　 　“互联网＋”在当前中国经济领域的热度极高，国家也从2015年起推动中国制造和“互联网＋”融合。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继续对此提出要求，将“深入 推进中国制造＋互联网”作为促进制造业升级的内容。对于传统制造业企业而言，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线上信息处理能够帮助其提高生产效率，优化资源配置，但也易 使企业陷入是否要转型、如何转型的迷茫。姚洋认为，“互联网＋”模式并非适合所有企业，是否转型取决于企业自身需要和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能力。
　　“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家患了互联网焦虑，是不是不做互联网就难以生存了？”姚洋说，“当然不是。互联网的确改变了我们的生活，但我想‘互联网＋’反过来说更准确，‘＋互联网’，它毕竟是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。”
　　姚洋强调，企业在考虑互联网转型时，要清楚自己的产品是否适合以网络方式营销，所设计的经营模式能否实现盈利。
　 　对于“互联网＋制造”中广受关注的云端制造体系，姚洋认为，从个性化生产的需求量和制造能力考虑，中国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至少20年。他说，德国工业 4.0的基础是德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个性化消费需求旺盛阶段，而且此前已经走过30多年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的道路，具备进一步智能制造的能力。相较之 下，中国还处于大众化消费阶段，老百姓对个性化生产的需求不足；且企业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　　面对“互联网＋”热潮，姚洋建议，制造业企业还是需要发展的定力，坚持自己所长，脚踏实地进行技术创新。如果进行互联网转型，则必须挖掘出生产力，将流量变现，给企业自身和社会创造价值。
　　没有社会地位 工人难有匠人精神
　　谈到制造业发展的定力，姚洋多次提及德国模式。相较美国的断崖式创新，他认为德国制造业持续平稳的创新模式更值得中国借鉴。
　 　“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技术上胜过美国，它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制度优势。但是千万不要以为美国模式就是最好的模式。”姚洋解释说，美国的一个新 发明就往往摧毁一个行业，是“从0到1”、消灭就业的模式，也是因此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——少数富人和绝大多数穷人。而德国是跟随美国在本国已 有技术基础上进行连续改进和创新，在一些领域稳稳占据高地，而非在互联网行业和美国竞争。与此同时，它的技术进步保留并扩大了就业，形成了雄厚的中间阶 层，社会更为稳定。
　 　德国制造的另一个重要经验是注重培养具备匠人精神的技术工人。高品质的德国制造早已作为德国的一张世界名片深入人心。而“工匠精神”一词也登上了我国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，成为国家对制造业的新要求。姚洋非常推崇这种代表专注、精确、注重产品品质的职业精神，更关心它如何落到实处。
　　他认为，提倡匠人精神首先要做的即是提高工人的社会地位。他建议恢复八级工制度，给予工人技术等级；达到了最高等级，就相当于成为工人里的高级工程师。他提到，德国之所以具备匠人精神，与它完备的技校体系、技术工人很高的社会地位和薪酬水平息息相关。
　　“能不能别再叫‘农民工’了？”这一点，姚洋已经呼吁了十几年。“一个把工人当做低级职业看待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。希望”农民工“这个词能从中央文件开始自上而下消失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