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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互联网+”无孔不入 传统制造业如何接轨?

2010年即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的中国在2015年正式提出了迈向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。2016年两会,政府工作报告指出,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将成为“十三五”开局之年的一项重要工作,需推动互联网和中国制造的深度融合,并提出“工匠精神”等新要求。
   而伴随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后发生的新变化,制造业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困惑。服务业在GDP中占比的逐步高升,制造业在经济增长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? “互联网+”无孔不入,传统制造业企业如何与其接轨?两会期间,海外网财经对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,探讨中国制造的“转型之惑”。
  姚洋强调,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脊梁,我们要基于已有产业特性,根据《中国制造2025》规划,一步步实现制造强国目标。面对“互联网+”热潮,企业在思考转型的同时需要具备坚持技术创新的定力,切勿陷入互联网焦虑。
 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脊梁

2015年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首次占据半壁江山,比工业高出10%。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服务经济,超越工业经济时代。制造业的重要性是否正在 减弱?在姚洋看来,尽管服务业比重上升是基于经济增长的客观规律,但仅靠服务业无法支撑一个大国的经济增长,制造业才是中国经济的脊梁。
   姚洋认为,2015年产业结构变化是“三期叠加”的产物。第一是经济增长的客观规律——工业化达到顶峰,其就业达到全部就业的30%(中国在2010年 达到),此后开始下降;第二,在2008年经济危机前十几年的全球化和快速增长之后,世界重新调整,全球需求收缩,中国出口自然下降;第三是中国宏观经济 短期波动,从1992年开始中国经济基本呈现出每7年一个周期的上升、下降交替,目前正处于下降期。“这就使得消费所占GDP比重上升,投资所占比重下 降。在生产方面就是服务业比重上升,制造业比重下降。”
  “我们在一些地方可以和美国竞争,像阿里巴巴、腾讯就做得非常好,但这不是中国的全部。”姚洋说,“如果把制造业丢掉,中国就失去了根基。”
   面对《中国制造2025》提出的制造强国目标,姚洋充满信心。“中国的制造能力已经相当好了,我想我们有望在2035年达到德国制造目前的水平。”他也 坦言,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,需要大量努力。制造业本身要沿着已有的产业特性,一步一个脚印攀登技术高峰;国家也需要对制造业发展有一定政策倾斜,如降低企 业增值税和社保成本。
  企业无需陷入互联网焦虑
   “互联网+”在当前中国经济领域的热度极高,国家也从2015年起推动中国制造和“互联网+”融合。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继续对此提出要求,将“深入 推进中国制造+互联网”作为促进制造业升级的内容。对于传统制造业企业而言,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线上信息处理能够帮助其提高生产效率,优化资源配置,但也易 使企业陷入是否要转型、如何转型的迷茫。姚洋认为,“互联网+”模式并非适合所有企业,是否转型取决于企业自身需要和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能力。
  “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家患了互联网焦虑,是不是不做互联网就难以生存了?”姚洋说,“当然不是。互联网的确改变了我们的生活,但我想‘互联网+’反过来说更准确,‘+互联网’,它毕竟是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。”
  姚洋强调,企业在考虑互联网转型时,要清楚自己的产品是否适合以网络方式营销,所设计的经营模式能否实现盈利。
   对于“互联网+制造”中广受关注的云端制造体系,姚洋认为,从个性化生产的需求量和制造能力考虑,中国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至少20年。他说,德国工业 4.0的基础是德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个性化消费需求旺盛阶段,而且此前已经走过30多年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的道路,具备进一步智能制造的能力。相较之 下,中国还处于大众化消费阶段,老百姓对个性化生产的需求不足;且企业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  面对“互联网+”热潮,姚洋建议,制造业企业还是需要发展的定力,坚持自己所长,脚踏实地进行技术创新。如果进行互联网转型,则必须挖掘出生产力,将流量变现,给企业自身和社会创造价值。
  没有社会地位 工人难有匠人精神
  谈到制造业发展的定力,姚洋多次提及德国模式。相较美国的断崖式创新,他认为德国制造业持续平稳的创新模式更值得中国借鉴。
   “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技术上胜过美国,它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制度优势。但是千万不要以为美国模式就是最好的模式。”姚洋解释说,美国的一个新 发明就往往摧毁一个行业,是“从0到1”、消灭就业的模式,也是因此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——少数富人和绝大多数穷人。而德国是跟随美国在本国已 有技术基础上进行连续改进和创新,在一些领域稳稳占据高地,而非在互联网行业和美国竞争。与此同时,它的技术进步保留并扩大了就业,形成了雄厚的中间阶 层,社会更为稳定。
   德国制造的另一个重要经验是注重培养具备匠人精神的技术工人。高品质的德国制造早已作为德国的一张世界名片深入人心。而“工匠精神”一词也登上了我国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,成为国家对制造业的新要求。姚洋非常推崇这种代表专注、精确、注重产品品质的职业精神,更关心它如何落到实处。
  他认为,提倡匠人精神首先要做的即是提高工人的社会地位。他建议恢复八级工制度,给予工人技术等级;达到了最高等级,就相当于成为工人里的高级工程师。他提到,德国之所以具备匠人精神,与它完备的技校体系、技术工人很高的社会地位和薪酬水平息息相关。
  “能不能别再叫‘农民工’了?”这一点,姚洋已经呼吁了十几年。“一个把工人当做低级职业看待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。希望”农民工“这个词能从中央文件开始自上而下消失。” 

来源:网络投稿 报道:于小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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